一、在社会稳定和反腐败之间艰难平衡的新闻自由权。
在现在的中国新闻界，新闻的自由采访权不可谓不大，街头巷尾、高堂阔府，处处可见记者的身影。但是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的新闻限制，更多不是通过法律，而是通过权力。一个记者，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普通公民，那么她几乎是为所欲为的，个人的隐私、名誉，时常受到侵犯；但是如果对象一变换，成为一位权力人物，那么，监督几乎是不存在的。且不说记者十有八九是有拿红包的习惯的，就是敢作敢为的央视焦点访谈，其曝光对象不高于市级也是默认的事实。
在全部国有国营宣传体制的束缚之外，法律的约束也是很难跨越的。表面上说，言论自由是宪法规定的一个大原则，内容很广泛，包含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而舆论监督就是新闻批评的自由，是包含在新闻自由之中的。因此，可以说，舆论监督是有法律规定的，而且是宪法规定的原则。然而在现行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反而有很多限制，例如依照现行法律，未结案的案件是不允许对外公开和报道的。如此，新闻线索也受到了极大的约束，真正的监督实行起来是很难的。
各种各样的困难之外上，其实是一个思想上的隘口，一直以来，社会稳定是当前国家和政权的中心任务，这种顾虑在于，放开新闻舆论的监管，矛头首先对准的必然是当权者中的腐化分子。由于“晕轮效应”，这样的现象极易被放大，很可能导致民众对于政府的普遍不信任和抵触反抗情绪，社会稳定的基础将会被动摇，从而动摇发展的根基。
然而，主流所忽视的是，在这样的控制之下，更加给了流言广泛的空间。网上和民间流行的说法是，在干部中两个枪毙一个，一定有漏网的。实际的信任度事实上已经很大降低了，而腐败更是严重侵蚀了公务员队伍的工作能力，在现在的政府必须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外界的监督绝对是一件好事情。
问题又回来了，政府的宣传部管着媒体，媒体能够监督政府吗？至少同级监督是实际上不可能的。
要实现新闻监督的突破，再这样在体制内寻求是很难的了，只有跳出现实，设计新的模式。新闻媒体应该允许民营资本进入，不仅于此，宣传部的管辖权应该有所限制，作为一个裁判而不是直接的上级领导，对新闻媒体分派任务。记者对于公众人物应当有报道和监督的权力，做到合法合理的“高管无隐私”。但是同时，我们需要打击新闻腐败，这个同样刻不容缓，拿红包，发广告稿，这种行为绝对不能允许，正直的记者队伍是新闻监督的基础条件，否则，新闻自由将会成为谩骂的舞台和扰乱天下的工具。
退一步讲，即便新闻监督达不到足够的效果，但是它为民意的宣泄提供了独特的途径，有助于排解矛盾，对于社会的稳定仍然是有很大的意义。

二、有待发挥的民主监督机制。
民主监督，一直被全世界的学者认为是反腐败的有效工具，而在这方面，中国的现状也是最为诟病的，尽管十五大报告提出了“监督是关键”的反腐败基本思路，指出监督是制约腐败行为的主要力量。很多国内学者也往往指出，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监督体制，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科学、民主的监督体制，进一步明确纪检监察机关的地位，使机构设置、管理体制科学化，进一步扩大监督主体的权限，建立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包括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和新闻媒体等方面的监督，使监督体制与法治建设水平相适应。
而在现实中，监督者无权，被监督者却往往是大老爷，这样的根本权力格局不改变，监督是无从进行的。按照宪法的规划，政协是民主监督的主要承担者，人民代表大会是各级的最高权力机关，要做好民主监督，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尽快把宪法的规划变为现实。
政协不能再作为花瓶，人民代表大会也要把自己的权力充分发挥。最近，在辽宁和广东，都出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否决政府提案或者工作报告的案例。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当人民代表成为人民代表时，他们就应当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把好预算、决算、提议、否决等等重要关口。一直以来，中国的各级政府预算不明晰、报告走过场已经成为官场通病，这样的局面需要尽快的改变，“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这句明言是有其道理的。
所谓民主监督，监督者必须有其足够的权力，并具有使用权力的决心和能力。希望我们的政协和人民代表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把自己的地位提起来。而国内有时候说得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那应该是法治的部分而不是民主监督的范畴了。
无论从国际实践还是我党我国的传统来说，民主监督都是已证明很有效率而可行的方式。
三、复杂的法治模式、需要的是执行中的效率。
国际上一直诟病我国的司法不独立，难以发挥监督的职能。朱鎔基在答德国记者问时强调反腐败的关键是法治，而且是坚决的执法。
然而现在中国的法律监督体系，实在过于复杂，不仅有监察、检查、法院、公安等国家机构，还有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处于这个层级之上。党纪国法政纪，不仅一般老百姓实在难以明白，就是公务员队伍甚至法律系统内部的人员，也是很难熟悉和操作的。复杂的结构加上中国特有的强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使得法律的执行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要加强执法，根本的途径在于体制上要有所创新，最近政法系统已经改了很多，实行的法官、检察官制度、终身制度、司法考试等，从长远来看，将会使得司法队伍有本质的提升。然而，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于此，司法的独立，至少是与同级的地方政府相独立是公正执法必然要求的保障。可行哦做法是，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领导下，司法系统的财政、用人、行政管辖权应当完全垂直管理，与地方分离，唯此，执行中遇到的种种肘制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化解。

追本嗍源，腐败在中国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普遍存在的，要根治腐败，即使可行，也是目前不可奢望的事情。探讨目前有效率而且可以为我们25年来一贯的渐进式改革可以接受的方法，是笔者的初衷，不过毕竟只是笔者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