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古至今，历史的发展总是波波折折，有过兴盛，也有过动荡。出于某种习惯或目的，我们总是喜欢，或更准确电说是更重视历史更迭的关头。这使得我们无时不刻都以一种防范于未来可能发生灾难的态度来面对整个世界，而往往忽视了我们所渴求、期望、努力的那个世界。
偶然中闯入这个被人忽视了的喧嚣的领域，我似乎在上天的恩赐下，找到了一点特别的关系。一个社会之所以出现稳定、动荡的原因，从文化或伦理及更深层次人的本性的角度来讲，是有着可以为我们所认识所把握的规律的。如果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大胆地做出一个不可论证的假设：即人的一切有意识的行为都是渴求他人的注意力、控制别人的思想行动使之按自己意愿行动的话，那么这种相对价值说便可成立。
在任何社会中，包括阶级的或是非阶级的，都存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而且从定义上讲，强势群体是整个社会的控制阶层。相对价值说却是弱势群体通过某种模式，努力奋斗是自己成为相对阶层的渴望。
有了这种说法，我们便可分析一个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原因。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由统治阶层确立和体现的，他们自身的经历和体验证明在若干种选择中，这是一条成功的路径，而其他的则是不成功的。所以这样认为便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全面的成功模式，从人规避奉献的本性出发，这自然是人的首选。如古代不是少能人，不少臣子的才能的确高过主子，但他为什么成就了功名，却不敢去皇上之为而代之呢。这正好从正反两方面申明了这问题：他成功的模式是约定俗成的，所以他依靠他自身的能力轻松地走过了这一段路程追上了最前边的人，向何处去？别人没走过，他自然要小心，这样就使得他偏安于现状，因为他的处境已愈来愈接近他的理想了，万一不慎，可能便身败名裂。
那全社会的变革和相对价值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因为学多人都来到了路的尽头，踯躅于原地已不能让人心满意足，而原来看起来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与自己站在了一起，失去了权威者应有的神秘。外在的表现可能是民族精神的缺失，阶级矛盾的激化、或是统治阶级越来越经常的背叛自己制定的规则。这样理论界的争锋为人们又提供了多种选择，是原有的成功模式风险性相对提高，这时，人们不得不进行些新的尝试，这样外在的表现便是社会的动荡不安。
原有的相对价值削弱，价值首先是选入一个混乱的时期，在混乱中，价值相互争斗，在争斗中，互相吸收，互相借鉴，最终必将有一种价值会获得胜利，被最广泛的人所承认。这样新的价值体系又确立了相应的政治体系、统治规则，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又开始发挥作用，而这种价值作用于社会，必是社会的繁荣稳定、发展进步。
人类社会发展本身便是一种螺旋形结构，又一个恰当的比喻，恰如纪录生命信息的纪录载体ＤＮＡ，从上面看，它只是一个圆，但从侧面看，却是无限延伸到两侧的。相对价值说依赖于这种说法，同时又证明了这种假说。
就我国的现状，是可以用来检验这种理论的。抛去社会变化的表层因素，现在正是各种价值交锋的时代。处于人来规避奉献的本性，人从获取别人的尊重与信仰的地位开始撤退，转为一种既显示的对自身的关注，用马斯洛的人的需求层次来讲，是蜕变为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此时对应的社会财富也从他的地位象征、权力象征的领域开始收缩，回归他的本能。这样人就显得对财富具有极强的贪欲，这决非使人精神层次的堕落，而是人对自身生存状况的焦虑。腐败就是这样简单。
为何规则用来约束腐败是会显得软弱乏力？根本原因就在于规则是强势群体制定的，而规则最直接的目的是贯彻统治阶级的意志，这样用右手去拉左手，除非你表演之前，已经确立拉动的方向，否则，在实际上，二者是根本不可能有一方战胜的。
这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尴尬的悖论：尽管规则是用来约束别人行为的，但最起码的一条是自己不能破坏它。分析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问题的表面，我们必须分析公共权利与个体权利的关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构筑的全部基础根源于一个简简单单的个人定义：存在的即合理的。公共权力是由个体所奉献出的，但我们必须应该考虑这种积聚是不具有融合性和可加性，而传统的观点总是莫认为他是可加的。
即"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这种权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他与人生而平等的观点到底冲突不冲突。可以讲从这种程度上，相对价值理论是浅显的，深层面的问题，还期待着后来人去思索，去探究。
问题：执政与被执政者不是简简单单单向沟通的问题，他是一种互动式，即他们是互相制定规则的。这样是无法简简单单定义批判的。
推理：若统治者是义务志愿者，那又会怎样，比如说一些民间的与物质利益不挂钩的组织，他们的规则又是有什么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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