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思想的历史和古代中国政治

中国自远古以来就有政治，然而真正代表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却是2000年的封建社会和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内容丰富、派别不同的政治观点中，儒家政治观起着主导的作用。以王船山的思想来概括儒家政治之大旨，可以包括 “公天下”，“人治为主、法治为辅”，“德教为主、刑罚为辅”，“宽以养民、严以治吏”，“擢举贤才、贵士、养士”，“集权与分权”，“民变”以及“华夷之辨”等方面。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儒家思想起着近乎宗教的作用（国内外也有很多学者将之称之为“儒教”），中国的儒家文化其实是一种政治伦理、经济伦理与人际伦理的一种精巧的复合，没有了儒家文化规定的社会伦理秩序，中国社会人心将会发生严重的混乱。可以发现，历史上曾有的混乱时期，都是儒家思想弥散，暴力盛行的时期。以何清涟等学者的观点，中国古代政治可以分为三种政治形态，一是权贵政治，这种政治放纵权力抢钱；二是体现了儒家“中庸之道”的“人治的中间道路政治”，这是用极权政治强化统治阶级的政治道德，以保证各阶级在社会利益分配中按等级序列得到各自的份额，主要靠“明君贤相”们维持；三是“贫民政治”，这种政治最典型的特点是崇尚暴力，集大成的理想人格与生活方式表现在《水浒传》一书里。易于发现，每个朝代立国之初，开国君主一般都牢牢记住前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劝课农桑，大力培养自耕农。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武之治、康熙朝盛世等都是这种“人治的中间道路政治”的典范。但实行这种政治必须有两个基础，一是帝王必须具有把握环境、同化世界、理解社会的能力，善于在各阶级之间搞平衡，在统治阶级和阶层中搞好团结；二是整个社会必须有大量自耕农存在，构成社会稳定的基础。这一时期社会上极富极贫之人都少，居于小康的自耕农占社会大多数，再加上地方宗族组织的族田、学田有扶贫济困功能，故此地主与贫民、穷人和富人的矛盾在这一时期不会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而儒家以中庸之道为主的政治哲学也往往在这时候才能实现。因为这时候的帝王们于马背上得天下，并非庸碌之辈，辅佐他们的大臣们受多年儒家教育，且刚从乱世出来，考虑问题比较具有实践经验：除了为本阶级利益着想之外，还能想到其他阶级的稳定乃是本阶级长治久安的基础。所以就算是出于功利目的，君臣们也还愿意通力合作，遏制豪强势力坐大，防止他们对底层社会过份掠夺。但到了中后期，随着权贵势力坐大，帝王政权已不能制止权贵们兼并土地，导致大量自耕农沦落为失去土地的贫民，而儒家的人治的中间道路这时也往往陷入“大道不行”的困境，社会就慢慢演化为“贫民政治”，而“贫民政治”最典型的特点是结团成伙，崇尚暴力，往往能成功地破坏一个旧政权。历史上的开国君主们如刘邦、朱元璋之类就是利用“贫民政治”成功地夺取政权以后，就开始实行“文治”，即按照儒家学说实行“人治的中间道路政治”。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即强调“文治”之重要性。历史上所有的异族入侵，最后都被中华儒家文化同化，实在是因为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与家庭伦理于一体的儒家学说构成了整个社会认同的伦理基础，舍此无法达成社会认同。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等三人“壁立万仞，只争一线”，争的其实并不是儒家文化的生存权，而是整个社会认同的伦理基础。康乾盛世之所以能实现，其实也是在清统治者完全汉化后，认同了儒家文化伦理后才能臻此境界。

　　所谓“贫民政治”道路，主要依靠暴力抢掠资源并占有资源，只有破坏性而缺乏建设性。实施“贫民政治”并不代表贫民整体上都能得到长期好处，“闯王来了不纳粮”之类也只是暂时为了扩大支持者队伍的权宜之计，一旦建立了新王朝以后，纳粮上税之类总是需要的，否则社会将如何维持？闯王政权的命太短，但太平天国却存活了十四年，在洪天王的统治下，没有在天国政权里获得一席之地的贫民们并没得到什么好处。而洪天王及其以下诸王的奢侈无度史料上记载的已经够多了，尽管从“阶级斗争学说”出发，历史学家们可以作出种种解释，认为这个政权代表了贫民阶级的整体利益，但是其实是不然的。“贫民政治”与中国历史上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无关，而与中国社会处于弱势状态的另类文化有关，这文化在整个二十世纪当中起的作用不可小觑。这种另类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后来的义和团文化，他的根源则是中国的民间宗教。这种文化之所以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兴起，主要是由于社会贫困人口的大大增加，这时候的中国政治已经进入靠人头取胜的阶段。至于贫民政治的极致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而发生在和平年代里的文化大革命竟然出现将人肢解并挖心肝吃人肉人心，将生殖器泡酒的事情，这种“贫民政治”的暴虐已不用多说了。(事见王毅《“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一书)（1）

但是，在1839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封闭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点一点打开以至最后完全被摧毁，儒家的统治地位也随之下降让位于各种“泊来品”，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等等。

二、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想变迁

其实，近代中国很难说有什么统一的社会基础，从康梁到孙中山，各种思想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一直都没有能有效地统一中国社会的意识流。康梁的实践为时太短，根本无法对中国社会形成什么触动，孙中山1911年的辛亥革命，被历史赋予了三大任务，一是改换统治者的血统，同盟会倡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此号召天下，并与反清复明的会党组织相结合；二是要改换实行了几千年的“法统”，即变君主专制为民主共和；至于清朝皇帝做得比咱们汉族的朱家皇朝好得多这一事实，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感染下，几乎不容讨论；其二是改换政权的法统，即要变奉行数千年的君主专制为民主共和。民主共和制是外来文化，在中国要牢牢扎根，那可不是一场暴力革命就可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建立另一种制度文化。第三则是更换一个民族的“道统”，即彻底抛弃自孔孟以来的儒家学说，引进西方的文化理念——其实最后引进的不是西方自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理念，而是马克思主义，只有第三个问题，即作为社会认同基础的儒家伦理被彻底抛弃，带来的问题整个二十世纪都未曾解决。我们学西方，但到底学西方的什么，以及以我们的文化底蕴决定我们能够学习西方的什么，已经不是当时的思想家们能够冷静思索的事情了（现在也未必）。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辛亥革命“摧毁了一个旧的制度，既是现实的，也是思想的”。
而可悲的是，近代中国一直没有建立其一个统一的社会价值体系以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础，与之相对应的是近百年的动荡和社会纷争。可喜的是，这其中出现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迄今为止，所有的思想流派都从中寻找源头，获取精神上的支持。

三、解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变迁

1949年的解放，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的确立，一种有点偏向极端共产主义思想也同时统一了中国社会并成为中国社会一切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的思想基础，这其中，爆发了两次惨剧：58反右和“十年文革”。
毛泽东以哲学家的思想统治中国，但是他的思想一部分来指国外（马列），一部分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很大部分是农民的思想），暴力和极端常常出现在当时中国的政策中。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以一种“偏左”的共产主义思想很好的统一了起来，尽管社会发展程度极低，尽管生活水平低下，但是社会的总体是稳定的，虽然稳定得很危险。
邓小平带领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取得了极大发展，而社会的政治价值基础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过去，中国政府的政治基础是建立在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领袖人物的崇拜上，但是现在价值理性逐渐让位于工具理性，对个人财富和物质利益的追求成为社会共同的目标。
但是同时，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问题，片面地追求物质使人失去了价值基础和追求，而传统和泊来品中的享受主义也同时盛行。如果说改革以前的政府其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上，那么改革以来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则是建立在发展经济、“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再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上。改革以前那种“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事实上是一个空想目标，若以那种人格来要求社会当然不现实。但改革以来，政府在将人们利已之心（经济学家们称之为“效用最大化”）引向对社会有益的生产性目标方面，无疑是失败的，贪污腐败盛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1）比如某位歌星十多年来一直采用交结权贵的方式，用各种大家明知违法的方法谋了许多私利。而她的家人包括她的丈夫及其家人，没有人对其赚钱的方式表示不满。他们表示不满的内容竟然都是她挣了那么多的钱，而居然没给兄弟姐妹以足够的数额，以致同胞之间生活差距很大。而其家乡的父母官们也都以能够与她交接为荣，因为大家还指望她为家乡牵线搭桥引资；而其同乡们则多少表现了一种艳羡。后来因其所靠的一棵大树倒了，一些媒体将其丑闻曝光以后，大家也只是认为她倒了霉，没人认为她所做的事情值得谴责。
种种现象表明，中国赖以支撑社会的政治思想基础已经很薄弱了。在《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里作者描述，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如下几大特征：一，流民增多。而古代的流民，就是今天的失业人口；二、非生产性的次生社会集团增多，如僧、道、尼姑、乞丐、娼妓等等，均属于这类次生社会集团；三、帮会组织增加，地下经济活动泛滥；四、农村经济陷入破产与半破产状态；五、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不少民间宗教团体。从目前中国面临的状况来说，这种社会状态惊人地相似。就以民间宗教来说，那时有个洪秀全的拜上帝会，而目前则有个法轮功。”
对策
在当前的种种学术流派中，“新左派”、“新自由主义”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方略，而笔者认为，新左派也好，新自由主义也罢，其实都在将中国引向一个极端：左或右。当前的中国，既需要物质激励的先导，也需要合理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笔者的意见：我们需要将传统的社会伦理中有益的部分与社会主义的理想相结合，同时以工具理性指导市场经济的实践活动，来构建当代中国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的文化中，对于工具理性一直是排斥的，然而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人的工具理性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多出来的那一块是价值理性，而价值理性又经常与中国文人的文学化激情联系在一起，同时又缺乏长期韧性的素质，由此反复出现广场政治，一轰而上，一哄而散。（2）
西方人在论证西方问题上，好多学者并不是论证西方制度建立在文化唯一决定论这种连锁的关系上，它不是一种被文化决定的产物。西方制度之所有能够成功，无论经济层面的市场制，还是政治层面的代议制，如果从精神层面说，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人性追求物质欲望，代议制是建立在人天然地追求更大的权利，权力必然要腐蚀人这一预设上。对于权力的监督问题并不是建立在地区性的文化决定关系，而是建立在普遍性的人性的判断上。地不分南北，时不分古今，人性从周口店到今天，改变是不大的，它有一定的恒定性，即情同此理，人同此心。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传统社会的社群和宗族对于社会的稳定作用已经极大削弱了，过去它承担了对弱势群体的扶助等社会功能，而现在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社会价值体系取代它来体现社会的爱心和维系社会政治统一。这一点是任何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实现的—人的心理需求。

注释：
【1】《历史的吊诡——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再思考 》何清涟-思想的境界 www.sixiang.com 2000,9,20查阅
【2】《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录》 朱学勤/李辉 www.sina.com.cn 2001,7,1查阅
参考文献：
1、《关于政治伦理化问题的思考》 江雪莲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0 04期
2、《儒教与新教：百年宪政建设的本土情结与文化抵抗》包万超 《北大法律信息网》
3、《儒学社会中政治行为的伦理制约性》陈劲松 复印报刊资料 2000 05期
４、《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陈远宁 求索 2000 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