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讲堂里，双手向台上那位梳着满头整齐白发的法国老人递上《马克思的幽灵》。扉页就打开在面前，却被德里达一把抓去，翻来覆去地端详。他一定奇怪，为什么自己这本代表作有个中译本，他却蒙在鼓里。
那是一场乏味的讨论会。与会者一次次重弹“解构之后还能剩下什么
”的老调，留下的印象只有签字时的小插曲，以及他那深不可测的眼神，传递着不信任的信息，仿佛又走到了一个“世人皆以为痴”的所在，他又成了一个指东打西、大搞术语迷宫和文字游戏的先锋派。2004年10月8日德里达临终的时候，这类遭遇或许会成为他终生的遗憾，他没能来得及向更多的人证明，他是有着严肃学术抱负的学者。10月8日过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阵营倏忽之间又少了一位大师，一位生前被认为是偏激的先锋派的大师，一位被指为“晦涩”、“拒绝理解”，剑桥大学欲授他“荣誉博士”头衔的时候，曾遭到全世界20位知名学者联名抵制的大师。
当市场诱惑文化
德里达走了，保尔·利科进入倒计时。若不是“炮打贝尔纳－昂利·莱维”事件，我们恐怕还不知道法国哲学界已经过渡（沦落？）到莱维的时代。萨特、福柯、德里达之后，这位“美男哲学家”一路踏着大众传媒的步点走到舞台中心，就他唯一有中译本的著作——《自由的冒险历程》来看，“莱维时代”的价值确有存疑的必要。
“炮轰”者要一口气出七本书批判其哲学思想，诘问其学术成就，有的甚至直接把莱维定性为“学术骗子”。莱维的“行径”在传媒时代其实不新鲜，无非是善于炒作、包装、制造概念而已，再加上自身魅力出众，轻而易举暴得大名，敛取了家财万贯。“炮轰”事件流露了知识界中普遍的焦虑：商业社会下学者和学术会不会贬值？学术是否应该与大众传媒保持距离，固守自己的一隅？这种焦虑至少还可以维持个十年八年，每个国家的学术思想界都不得不正视拉塞尔·雅各比关于“最后的知识分子”的悲壮警告。
无独有偶，美国学界也发生了一场炮轰。历来走精英路线的《纽约时报书评》在新任主编凯利上任后，开始有意转向大众口味。此举顿时引起巨大争议。众多作家学者纷纷谴责凯利缺少良知，甚至以弃读该报相威胁，要凯利放下屠刀。凯利只能无奈地说：他觉得适当引入一些大众化的内容也未必不是一种好的尝试。
“美男哲学家”的如日中天，反衬着第一代“美女作家”凋零季节的黯淡。9月24日，弗朗索瓦丝·萨冈因肺栓塞去世，终年69岁，报道不少，惋惜不多，因为虽然《你好，忧愁》一度引领了欧洲年轻一代的思想风气，但萨冈的文学贡献到60年代就止步不前了。然而这位法国江郎也是个眼球经济的受益者，填充她生活的除了有限的写作外，尽是交际、绯闻和种种来路不明的小道消息，晚年尽管渐趋潦倒，新闻号召力仍不下当年。
萨冈方辞世，莱维正当年，《纽约时报书评》图谋转向，文化与市场不用再偷偷摸摸暗通款曲，自己的版税和别人的眼球，是晃动在每个文人眼前的诱惑。
当传记揭露传主
哥伦比亚作家何塞·路易斯·迪亚斯－格拉纳写了本传记：《另一个巴勃罗》，选在传主巴勃罗·聂鲁达百年诞辰（7月12日）前夕举行了首发式。所谓“另一个”其实不算另类，无非是为聂鲁达的传奇一生作一番合乎常识的还原罢了。大凡认真读过聂鲁达自传的人，都不难看出他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创作上，都有“纵欲过度”的迹象。格拉纳描写聂鲁达有着一双忧郁的眼睛，声音颤抖而衰老，嗜酒而冒失不拘礼节，仔细想想，都在情理之中。
聂鲁达写了一辈子，兰波只写了三四年，就走上了似乎是诗人最不该走的一条路：以放弃诗歌来表达对诗歌的忠诚，以诅咒自己的民族和“坏血统”书写青春。9月20日前后，遍布民间自发的纪念，让《地狱一季》《醉舟》的作者平静地度过150周岁生日——要知道他才是正宗的波希米亚式生活的先驱。两个月之前，用一种半死不活的语言写作的艾·巴·辛格也静悄悄度过了自己的百年诞辰，可怜他早就跌出时尚之外，法国记者弗洛朗斯·努瓦维耶为辛格写的最新传记，遭到英国出版商的无情冷落。
英国人显然对本民族的作家更有兴趣，比如格雷厄姆·格林。不过格林的百年诞辰（10月4日）过得并不安宁。谢瑞是格林生前首肯的传记作者，如今他终于出齐了皇皇三大卷格林传记，却因为描写了格林生活的许多阴暗面，被认为有意丑化传主。格林的儿子恼火道：不是说作传就得报喜不报忧，但是“他对妓院的兴趣超过了他的既定主题”。
美国人倒是欢迎这三卷历史细节充实的传记，也没有忘记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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