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春，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工作，中央决定由他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联合国，出席关于讨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是在1973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支持阿拉伯国家而采取石油提价措施后召开的，它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以原料为武器，争取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小平同志在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上特别强调，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坚持中国永不称霸方针。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也博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赞扬。

　　我国著名翻译家、外交家，担任过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凌青同志曾参与起草了邓小平同志在联合国讲话稿。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凌青家中，倾听他讲述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和理论。

　　■1974年，小平同志第一次在联合国会议上表达了中国不称霸的决心

　　记者：您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是什么时候？

　　凌青：很早的时候就见过他，大概是在延安。当时我担任延安中央外事组科长，主要负责为中央领导做翻译，并接待外国记者。有一天晚上，延安有文艺演出，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前去观看，小平同志坐在我身后。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但没有交谈。

　　记者：再次见到小平同志时是在什么情况下？

　　凌青：那是1974年，小平第二次“解放”才一年，中央决定由他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联合国参加会议。乔冠华同志带领我和其他两位同志直接到小平同志住处请示工作，小平同志当时住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大院里。我们走进客厅，客厅里空荡荡的，除了几个旧沙发外，什么也没有，陈设非常简陋，我当时就感觉实在不像领导人住的房间。我们坐定后，小平同志出来和我们一一握手，乔冠华同志指着我向小平介绍，这是凌青，您在延安时见过，小平同志微笑着朝我点点头。乔冠华同志问小平同志身体怎么样？去联合国要不要带医生？小平同志平静地说，医生，早就没有了，有时就有点低血糖，不过喝杯糖水就没事了。乔冠华同志又问，准备工作应当如何进行？小平同志说，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

　　记者：这篇重要的发言稿是怎么起草而最终确定的？

　　凌青：当时代表团觉得发言稿除支持第三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即毛泽东同志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代表团把这个想法向小平同志请示后，小平同志立即同意。发言稿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传达党中央的思想，由乔冠华同志带领助手起草，第二部分主要阐述国际经济秩序和我们的要求，由我带领助手起草。初稿完成后，在人民大会堂里进行最后的商议，参加商议的有6个人，小平同志亲自主持，他一句一句地念发言稿，仔细推敲每一句话，非常认真。那次会议从早上一直开到下午，中午大家都没回家，小平同志和我们一样吃工作餐，小平同志已经70岁高龄，但从头至尾他认真听取每个同志的发言。会议结束时，小平同志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当我记下这几句话后，小平同志说，你就这样写，不必改。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对国际社会表达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特别是最后一句“全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是在其他场合从没有提到过的。

　　■“一否到底”开创了联合国秘书长各大洲间轮流出人担任的先例

　　记者：小平同志对我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有什么特点？

　　凌青：坚持原则，绝不当头儿。1981年，联合国选举新秘书长，当时，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先生已连任两届，仍要竞选连任，而同时，参加竞选的又有多人，其中一位是中国的老朋友，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先生。中国支持萨利姆，但在当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支持萨的可能只有中国一票，萨显然得不到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不是应该支持到底？这就变成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这一职务长期受西方垄断，第三世界国家推出的候选人难道就没有能力和资格担任？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何况中国得以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下才实现的，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发展中国家，在这时刻，更应该反映第三世界的愿望，站出来为它们讲话。正在这时，传来了北京的声音，小平同志指示：“一否到底”(支持萨到底就必须否决另一方到底)。我们这一行动创造了一个先例：从此，联合国秘书长人选才在各大洲间轮流出人担任，而且一般不超过两届，第三世界国家候选人也可涉足这一国际组织最高职务。小平同志在有理有力有节原则的前提下，有所作为的思想，在这场斗争中得到了体现。

　　1982年，新当选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访华，小平同志会见了他，德在谈话中就几次提到：中国是第三世界的领袖，“中国有特殊条件能在第三世界国家发挥领导作用”，但小平同志一再表示不同意。他指出，领袖“做不得”，“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儿。我们说，头头儿可不能当，头头儿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儿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事后，德奎利亚尔一行不少人员都对我们当时在场的人表示，十分赞赏中国这种既支持第三世界，又不愿在第三世界国家头上指手画脚的立场。冷战后时期，小平同志再次强调“绝不当头”的思想，这又是从另一种国际环境下提出的重要政策考虑，是符合中国和世界实际情况的。

　　记者：小平同志在外交工作中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凌青：作为国家领导人，小平同志对每一次的外事工作都事无巨细地认真对待。1978年底，柬埔寨首都金边遭到外国军队侵占后，西哈努克亲王来到北京，准备率领柬政府代表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控诉外国侵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到北京是仓促决定的。抵达的头天，黄华外长半夜打电话给我，要求写出接待方案，我们连忙赶写了报告，大意是做好接待工作，并全力支持西哈努克亲王在纽约的活动。写好后，已经来不及逐级呈报。第二天上午，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前，看了报告，批了“大致可以”几个字。会见时，小平同志详细分析了在联合国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和应予准备的对策。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但仍对联合国和国际斗争的情况十分熟悉，特别是对安理会的议事规则也清楚，这使在场的人都十分敬佩。小平同志充分考虑了亲王的国际威望，并一再鼓励亲王以个人身份多展开会外私下接触。临行前，小平同志又一再嘱咐我们：亲王去美，中国在协助安排上，要注意住最好的旅馆，坐飞机、汽车都要符合国王身份。当时我感到：一个伟大政治家不仅在重大战略问题上，要作出正确决策，就是在关键性的具体问题上，也要考虑得十分细致。

　　■小平同志掀开了中国同“世行”关系的新一页

　　记者：改革开放后，我国外交工作有什么转变？

　　凌青：1972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法权利后，根据惯例，教科文组织要将各国会费中一部分，转购书籍等物，反馈各国。就连这样一个小数目的馈赠，我们内部也有人认为，这是接受外援，是不能允许的。因此，长期以来，我们对联合国只缴大量会费，但却从未接受联合国任何援助。这种情况只在1979年以后才逐渐改变，应该说这是小平同志开放政策的结果。

　　随着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我们需要大量资金，而世界银行几乎是唯一可以提供大量外国贷款的国际组织，我们终于决定恢复中国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1980年初，当世界银行派遣以麦克纳马拉为首的第一个代表团访华时，小平同志亲自会见，解释中国的开放政策，欢迎同世行的合作，并详细分析国际战略形势，解除他们对我们的疑虑，掀开了中国同世行关系的新的一页。迄今，世界银行已经给中国贷款280多亿美元，中国甚至成为世界银行给予贷款最多的国家。特别是国际开发协会的贷款利率很低，期限很长，对推动我国经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文/记者  武三蒙 ■摄影/记者  汪震龙

　　■凌青简历

　　凌老是林则徐的五世孙，原名林墨卿，1923年出生于北平，先高祖林则徐是从禁毒开始，后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外交家。也因为这个原因，凌老成为新中国外交元老之一。40年代初凌老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并在燕京大学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为不影响北京家人的安全，当时的北方分局组织部就让他改名。取名凌青是按原名林墨卿的谐音，再加以简化，也含有成功地逃过敌人的抓捕，“凌青云而去”的意思。

　　记者在电话里和他商定采访时间时，凌老说，时间由你来定，你们记者的时间随意性很强，我不限制你。当记者进入凌老位于东交民巷的家里时，凌老不顾年迈站在走廊上迎接。记者为他拍照时，凌老看看自己脚上的拖鞋转身回到走廊上换上皮鞋，他说：“拖鞋太随便了，也不尊重你。”

　　离休在家的凌老始终还关心着国内外大事，除了国家给他订阅的报纸外，他还自费订阅了许多报刊，《北京青年报》是每年必订的，80多高龄的他记忆力相当好，他对本报曾经发表的一些报道能准确说出时间，并给予很高的评价。除了看报纸，凌老也喜欢看电视剧，他幽默地说，除了中央一台的电视剧，其他爱情片也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