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工作之后，通过与朱光亚同志的亲近接触，耳闻目睹，了解了他许多感人的事迹和可贵的精神，对他更加钦佩、更加敬仰。

　　一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某些大国的核讹诈，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果断做出发展核武器、打破核垄断的战略决策。

　　为加强核武器研制的科技领导力量，1959年7月，在钱三强副部长的推荐下，二机部党组决定当时年仅35岁的物理学博士朱光亚调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从此，他置身于发展核武器这一关乎祖国命运的伟大工程的最前沿，与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等科学家一起，共同组织原子弹的研制攻关。作为核武器研究的主要科技负责人，承上启下，出谋划策，制定计划，组建队伍，组织协调，综合平衡，对研究方向的确定、技术路线的选择、试验方案的审核、科技力量的调度、工作进度的安排等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刘杰、李觉、吴际霖等同志的领导下，朱光亚同志于1962年主持编写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及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纲要》，对争取两年内实现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加快我国首次核试验的技术准备工作，按照钱三强的要求，朱光亚同志起草了关于迅速成立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并安排国家试验各项准备工作的建议。从此，我国有了一支与核武器研制队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核试验科技队伍，逐步建立起了完整的核试验技术体系。经过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奋斗，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为实现毛主席关于“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重要指示，1963年第一颗原子弹刚完成理论设计，朱光亚和彭桓武就组织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等人制定了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经过艰苦的攻关，于敏领导的理论设计小组终于掌握了氢弹聚变的关键物理因素，形成了突破氢弹原理的理论设计。朱光亚等同志立即组织全所力量群策群力，不断完善理论方案，形成了切实可行的氢弹设计方案。1965年12月，朱光亚又代二机部起草了上报中央专委的专项请示，并向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汇报了有关技术关键问题。1966年12月，我国氢弹原理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半年后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成功，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又竖起一个里程碑。

　　核试验从空中转入地下，是核武器研究发展的客观需要。作为核武器科研、试验、研制等任务主要科技领导人，朱光亚同志积极建议并参与领导了我国核试验方式从空中到地下的转变，使我国核试验技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早在1964年，他就根据周总理和中央专委的指示，提出要在抓紧进行原子弹核航弹试验准备工作的同时，开展地下核试验的技术研究和准备工作。他参与组织指挥了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首次地下竖井核爆炸试验，取得了成功。为取得地下核试验的第一手资料，增加对地下核爆炸现象的感性认识，朱光亚还和程开甲一起，冒着塌方和放射性的危险，亲自进入核爆炸后的坑道，实地观察爆后景象。在他的领导下，经过广大科技人员十多年的顽强拼搏，刻苦攻关，到80年代实现了将核试验转入地下的目标，为核武器技术快速持续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铸造核盾牌的伟大工程中，核试验的每一次成功，都倾注着朱光亚同志的心血与汗水；核武器发展的每一点进步，都凝结着朱光亚同志的智慧和决心。我国仅用40多次核试验就达到了外国几百次乃至上千次试验才达到的技术水平，朱光亚同志功不可没。1999年9月18日，他与其他22位科学家一起荣获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二

　　1970年以后，朱光亚同志先后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主任等职务，除继续负责组织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工作之外，还参与组织领导了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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