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只写过那么一点儿，真的，就那么一点儿

　　《借我一生》的“隐秘的河湾”一节，余秋雨有一段精心创作的文字表白自己，一九七六年一月是他“非常悲痛”的日子：“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总理去世时我正好又被关进了上海虹桥医院的肝炎隔离病区，她也在。记得那天早晨在收音机里听到哀乐后，病区里各种职业的病人哭成一团，包括一些没有文化的环卫工人在内。因为在当时很多中国人心目中，表情温和的周恩来的离去，是中国最后一个希望的离去。我记得当天验血，不少病人连GPT指数都上升了，一个姓吴的护士拿着一叠验血单一边翻阅一边擦泪。 ”

　　虽然人们说余秋雨是一个惯撒“新鲜谎”的专家，但我还是为余秋雨这段看似极为真情自然的表白感动了。心想，1975年夏秋，“女为悦己者容”的余秋雨因忘我写作“大批判”文章而得肝炎，在1975年冬和1976年春，进入“肝炎隔离病区”，不得不收敛“上海写作组第一号种子”风采，压下被张春桥、姚文元接见焕发的“可上九天揽月”激情，暂停写作《走出“彼得堡”》和《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之类重磅“批邓文章”，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这样小小的一个善良愿望，居然被人无情地打破——近日有学者在翻旧报时无意中发现， 1976年1月17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战地”，有篇名为《路》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章，赫然署名余秋雨——从那精通“犹抱琵琶半遮面”，将政治影射巧藏于清词丽句的“大散文”文风，人们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彼时文革末年《人民日报》上的“上海写作组第一号种子”余秋雨，正是今日改革年代的“文化大师”余秋雨——余秋雨何等善于“与时俱进”。

　　余秋雨一再极力否认他在文革后期曾经“批邓”，说他1975年在被迫写了《走出“彼得堡”》和《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两篇重型 “批邓文章”后，就“封笔”下乡养病读书，从此拒绝造反“批邓”。因此，有学者认为，发表于《学习与批判》1975年8期（8月）的《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是余秋雨文革中最后一篇署真名的“批邓文章”。现在突然发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路》署名余秋雨，就将余秋雨用真名“批邓”的写作时间由1975年8月，延伸到了1976年1月17日；也就是说，余秋雨奋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历程，又多了五个月的“工龄”和功勋；而不是像余秋雨谦称，1975年冬他就“封笔”不写“大批判”文章了。

　　余秋雨的“大散文”《路》见报时有3451字（不知原稿多少字），又配以大标题和版画插图，占据《人民日报》1976年1月17日第四版“战地”大半版面，十分引人注目。须知，《人民日报》1976年1月的版面是何等“寸土寸金”——自《人民日报》1976年1月1日发表毛泽东《重上井岗山》新词后，当时的《人民日报》版面就牢牢为“风雷动，旌旗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檄文所占据，非有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造反气概不能上。1976年1月的《人民日报》为何如此重视余秋雨的散文《路》？

　　的确，余秋雨的“大散文”《路》，构思精巧，文采斐然，曲线“批邓”，独树一帜：全文没有明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词，但又通篇都让人感到猛烈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它借上海郊区的新泾大队新修了一条路来暗喻文化大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新路”——从1975年底余秋雨“到上海郊区的新泾大队去参加‘三秋’劳动”，发现一个村新修了一条地图上还未标出的新路，忽然联想到，文化大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正是继“解放的炮声”，“土改的浪潮”、“人民公社化”之后，“在‘轰隆、轰隆’的革命爆破声中，高山推倒了，深涧填平了，羁绊斩断了，束缚解除了，路向前伸展了”——这种涵蓄的歌颂与批判是何等“此时无声胜有声”！

　　1975年8月“四人帮”借“评水浒”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新高潮后，邓小平及其“整顿派”便全军败入冷宫，到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致悼词后，邓小平就再也没能公开露面了。而就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的第二天，百姓皆为邓小平及其“整顿派”蒙冤愤愤不平时，余秋雨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路》，高呼：“开路要除旧布新，因此总伴随着思想斗争。即便是修筑一条象新泾大队这样的林荫道，也一定事实上摧毁过不少土岗泥垒，填没过许多浅沟深壑吧”，暗讽打倒邓小平等改革者是“摧毁土岗泥垒”，“填没浅沟深壑”；甚至对支持、同情邓小平等改革者的老干部，也“图穷匕首见”地直指：“我不禁又想起了当年家乡那些曾为丛冢、‘风水墩’打抱不平的老年人”——以此阻止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鸣不平的人们。余姚师爷的“刀笔吏传统”，余秋雨真是发扬光大至极。

　　余秋雨在“大散文”《路》中痛快淋漓地嘲笑了邓小平及其“整顿派”是被摧毁的“土岗泥垒”，被填没的“浅沟深壑”之后，更热情滚滚地歌颂了有知遇之恩的“火车头”：

　　“其实，历史的车轮前进的道路，历来是由波涌浪迭的革命运动来开拓的。千百年来的史册古籍曾记录了多少‘穷途而返’的喟叹，‘行路难’的悲吟；即使到了现代，那些决心救国救民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高潮来到以前，也曾不时地发出过‘路在哪里呢’的焦灼呼声。一声声歧途长啸飘散在混沌的苍穹，一星星寻路的烛光抖灭在无边的黑暗……而一次又一次，总是革命的熊熊火炬，刺破厚重的夜幕，照亮历史前进的路途。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人类的彻底解放指出了明确的道路。但在这条道路上前进，仍然需要革命的火车头来不断开路。十年前，毛主席重上井岗山时曾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作了这样的回顾：‘风雷动，旌期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是啊，正是‘风雷动，旌旌奋’的革命浪潮，使我们党如此迅速地走完了这段战斗历程。而只要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继续以革命的风雷作前导，那末，‘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山再高，革命人民也可攀，洋再深，革命人民也可探的！

表面看来，余秋雨这里的“火车头”是指“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其实，1975年冬天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四人帮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也就是当时直管《人民日报》的姚文元为何要在邓小平再次倒台两天后，急急忙忙发表余秋雨的“大散文”《路》——余秋雨的《路》对于庆贺当时的“批邓胜利”真是太及时了！

　　人们现在无法得知，余秋雨的“大散文”《路》，到底是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奉旨而一挥而就的“殿试考卷”，还是余秋雨“心有灵犀”，早在邓小平“彻底下台”一两个月前就积极主动地预测主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必将大获全胜而预作？无论是哪一种背景，《路》都证明，余秋雨在1976年1月，确是深受四人帮青睐的“上海写作组第一号种子”。

　　有资料说：1976年1月，是“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月——1976年新年伊始，“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全部开动起来，全国报刊充斥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其气势不亚于“文化大革命”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从《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扩展到《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以至《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从《评“三项指示为纲”》，到剖析《论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批判《科学院汇报提纲》和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从《孔丘之忧》、《再论孔丘其人》的影射攻击，到《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等的论证“规律”，所有这些文章，都颠倒黑白，把邓小平主持的各方面的整顿诬蔑为“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主持制定的文件、条例诬蔑为“复辟纲领”，还从“批邓”概括出所谓“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为“层层揪”走资派、从上到下打倒老干部制造理论根据。而“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公开地成了邓小平的代名词。江青、张春桥还布置文艺作品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主题，要拍20多部这类电影。于是影片《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等阴谋文艺的代表作不断地炮制出来。

　　明白了上述历史背景，也就会更准确理解1976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如此隆重推出余秋雨的“大散文”《路》，实在是“朕寄厚望”，“圣眷日隆”。

　　可惜，1976年10月6日，春雷一声，轰断了余秋雨的“上海写作组第一号种子”之《路》。纵然余秋雨天生机灵，将《路》深深掩埋成“佚文”，“整容”逃出“清查”，“与时俱进”为“改革文化大师”，谁又料到近三十年后，还有学者考古出他的“上海写作组第一号种子”之“大散文”《路》呢？

　　三十年前，余秋雨曾以《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蜚声佚文研究领域；三十年后，余秋雨又以将《路》深深掩埋成“佚文”的创举，创造了活人有意将自己文章巧变为“佚文”佳话。

　　愿余秋雨不耻“少作”，给我们“记忆”一番当年写“大散文”《路》的故事吧——人们可以原谅你当时“被强暴”后被迫写《路》，苦若“秉笔太监”，但不能容忍你一再否认自己曾经“失节”、变节——司马迁纵然被宫刑，也仍然直笔《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