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应台

　　1

　　你到过广州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却很难回答。 是的，我来过三次，但是，每一次，都是因为「工作」而来，譬如演讲。有人到车站或机场迎接，有备好的车子护送，有既定的路线画好。进入一个讲堂，离开一个讲堂；进入一个酒店，离开一个酒店；热情的人们和你说话，然后回到车站或机场，离开了这个城市。

　　稍微多几个小时，可能会被带到重要的景点，身负「导游」任务的朋友努力地将两千年或两百年的历史在二十分钟内讲完，然后在彼此都觉得意犹未尽、万分遗憾的时候，一面说「下次再来」一面赶往机场或车站。

　　为了求效率，车子永远走在高架桥或高速路上，而古老的中国为了急切地与国际接轨，总是采取最剧烈的开刀方式，对准老城区一刀切下，开肠破肚。于是走在城市内的交通动脉上，望出车窗，看见的，多半是削了一半的红砖老楼，拆得残垣断壁的庭院，半截横梁，几根危柱，满地狼籍，有如未清理过的带血迹的手术现场，巨大的「拆」字像秘密判决一样，喷在墙头。

　　有的城市，我会暗暗决定，再也不回来。有的，那二十分钟的叙述留下几个难忘的片段，记在心里，还想探索，或者，在快速驶过的手术现场，瞥见一点点「手术前」的沧桑的美貌：一条树影幽深的巷子，一排姿态妩媚的老楼，半边隐约的飞檐塔影，一个长满青苔水藻的斑驳码头。吉光片羽略过，但是心里知道；我要回头，要单独地、专注地回头来认识这个城市。

　　广州，就在这个必须「回头」的名单上。

　　2

　　一月二十一日早上，看看窗外的天，灰灰的，感觉沈静，是个「出走」的好天。对一个持台湾护照的人而言，随兴「出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随便在地球仪上挑出一个城市来，多半需要办签证，这一个念头，足以冷却掉任何想「出走」的冲动。

　　拿好台胞证，「出走」第一站是湾仔的中国旅行社，办签证。

　　第一次办的时候，别人只需要等个十分钟，我却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去问那坐在柜台里的小姐怎么回事，她斜斜地睨着我，似笑非笑地说，「那你当然要等啰，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她的坦白让我吃了一惊。

　　每次来都要等得比别人长，大家也就有了默契。小姐看见我来，还说「请坐」，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坐下来，透过玻璃看着她，她也看看我，很安静；但是在玻璃内与玻璃外之间，隐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大空间，深得听不见一点回音。

　　3

　　火车缓缓开动，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足够温习一下自己对广州的零碎印象： 南越王赵陀在广州建宫殿。苏东坡在广州欣赏寺庙。洪秀全在广州拜上帝。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课。梁启超在广州写文章。七十二烈士在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广州开会。蒋介石在广州练军。陈寅恪在广州写「柳如是别传」。鲁迅在广州开书店。郁达夫在广州饮茶……

　　一番胡思乱想，火车快进东站，才开始翻开手边的旅游小册：

　　光孝寺：唐仪凤元年（676年），禅宗六祖慧能在此受戒，开创佛教禅宗南宗之先河。

　　我吓一跳：十五年的深藏，风动幡动的哲学辩论，菩提树下的剃度，竟是在广州吗？为何在历次的广州行中，无人提及？再看下一则：

　　华林寺：梁武帝大通八年（534年），西竺高僧达摩乘舟至广州，在此登岸，并建茅舍。

　　只有短短两行字，却重如千钧，我心跳得厉害。曾经在西安碑林看明朝风颠和尚画的「达摩东渡图」，也约略记得「祖堂集」（952年）里叙述的梁武帝和达摩对话的机锋：

　　武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廊然无圣。帝曰：对联者谁？师曰：不识。又问：朕自登九五已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师曰：无功德。…

　　菩提达摩与政治人物话不投机，北上黄河，面壁九年，然后有慧可的「断臂立雪」的传奇。「楞伽师资记」里慧可的话曾经令我彻夜清醒，难以入睡：

　　吾本发心时，截一臂，从初夜雪中立，直至三更，不觉雪过于膝，以求无上道。

　　原来达摩一苇渡江，禅宗初始之处，也在广州，为何无人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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