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汉是个合格的影评家”
记者(以下简称记):据各地电影发行放映部门反馈,20多年前拍摄的《喜盈门》,至今仍是复映率最高的影片之一。
赵焕章(以下简称赵):这部片子是在咱山东平度拍的。在公映前,我们先到拍摄地搞答谢演出,我记得那天下雨,但观众都坚持看完了,我们还开了个小型座谈会。也就是请农民谈谈感受。我一直记得一个农村老汉。他说,自己在看的时候,还注意观察四周的小媳妇、小伙子。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害羞,低着头。哈哈大笑的,往往是比较孝顺老人的;而害羞的,低头的,往往不太孝顺。所以,不孝顺的人看着电影觉得难为情。我想,这个老农不简单。后来评论《喜盈门》的文章很多,但我至今都觉得这位老农的评论是最棒的,他是合格的评论家。
记:农民喜欢这样的片子。
赵:《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都是上影厂拍的,先在上海放,观众的笑声是三四十次,到了济南放,观众的笑声是七八十次。到烟台放,观众的笑声则达到一百多次,到了县城,笑声是一百二三十次,而到了农村,笑声是一百七八十次。我认真地数过。我就感慨,这样的电影,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越靠近家乡,掌声就越多。
“乌鸦和喜鹊,远景上你是看不出来的”
记:《咱们的牛百岁》是在荣成拍的。女主角王馥荔演得很出色。
赵:我导演的《婶子》,她也是演主角。在《咱们的牛百岁》中她饰演菊花,有这么一场戏:菊花跟村干部相好,村干部受批评。村里人就说她作风不好,搞破鞋。她又气又恨,摔倒在雪地里。当时拍摄时,没有雪,剧组就用化肥当雪,树枝上也摆弄上化肥,王馥荔一下子摔到“雪堆”里,也就是化肥堆里,化肥味道很刺激,能呛得人掉眼泪。当时我还特别注意,在她摔的地方多铺精盐,结果摔得不准确,还是摔到化肥堆里了,因为情节要求她不能马上起来,她摔“昏”了。王馥荔就那么一直硬撑着,味道再难闻,照样做戏。
记:这也是一部轻喜剧。基调是轻松、喜庆的。
赵:在剧中,有两只喜鹊在树上叫。其实,在拍摄地找不到喜鹊。剧组赶到曲阜县,好不容易才抓了两个乌鸦来代替的。乌鸦和喜鹊,远景上你是看不出来的。
“刘福年一边给母亲守灵,一边修改剧本”
记:我们注意到,除了《咱们的退伍兵》的编剧是经验丰富的著名作家马烽、孙谦,其他两部电影的编剧都是当年我们山东的普通作者。
赵:写《喜盈门》的辛显令在文化馆,而写《咱们的牛百岁》的袁学强就是个农民,一手把锄,一手写啊。经验也少。当时我拍完《喜盈门》,还想为家乡拍个新戏。就让《喜盈门》的副导演武文朴到山东转一圈看看。当时,山东方面推荐了一些作家的作品,我看了后,觉得都不行。武文朴说还听说有个小说不错,也就是发表在《柳泉》杂志上的《庄稼人的脚步》,作者叫袁学强。当时袁是个农民。但我觉得这个本子确实不错,就决定修改。这就是后来的《咱们的牛百岁》。
记:从小说到电影,那是再创造。
赵:一开始,我就叫上影厂资深编辑刘福年来修改。刘福年是咱山东潍坊人。可巧,他刚接到任务,也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带着剧本回山东奔丧。这个人非常敬业。一边给母亲守灵,一边修改剧本。然后,回上海再改,我在济南的父亲又去世了。我这不也带着剧本回到了济南。所以,袁学强说,因为自己的一个剧本,弄得两个老人去世,他蛮感动的。
“我给他们约法三章”
记:对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您倾注了那么多心血。
赵:老乡嘛!辛显令和袁学强都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人很聪明,但对电影他们不懂。我分别把他们请到上影厂去修改剧本,都呆了两个多月。就住在当年永福路上影文学部招待所。
我给他们约法三章。一是我会帮着尽力把本子改好,希望他们放下包袱,倾尽全力。两个农村来的普通作者到上海改稿,在当地来说,那是大事啊,必须改好,改不好,怎么回去啊?二是千万不要我什么意见你都吸收,你认为对的,就说对;认为错的,就说错。做人上要相互尊重,但在艺术上不要客气,要坚持真理。这是另一种更深的尊重,是尊重艺术。只要是为艺术负责,你说的话再难听,我也不会生气。三是,写一章,我看一章,但我改的地方不等于是定稿。因为我缺乏农村生活的经验,我改的难免凭想当然。我们要一个风格,就是原汁原味的农村味,我修改,不能伤了原有的风格。
“搞电影的不能忘了农民啊!”
记:你的影片一般都比较关注农村和农民生活,这与你的生活联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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