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严重的是，有的高校征几千亩地建大学城，一期、二期工程建好了，三期、四期没钱了。最典型的是新郑郊区，十来所高校建新校，现在都停了，校园里荒草萋萋，没了人膝。

　　压力之下，河南省高校的“领头羊”郑大、河大、财院等校普遍发动教职工集资，许诺的利息是8%或10%，有的教师不光自己集，还说服亲人一起集。但它潜伏着很大风险：高校不是赚钱机器，说是三五年内归还集资，到时还不了怎么办？西安某高校，就因为集资到期还不了，有教职工跳了楼。

　　今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储蓄存款总额是30多万亿人民币，贷款总额20多万亿。但银行基本上只支持工商企业发展，而工商企业发展过剩，有11万多亿的存贷差。“如果把这些钱拿一部分投资教育，就不用背这么大包袱了。”刘道兴说。“我们是没钱吗？那边每年拿几百亿买美国国债，这边农村学生穷得上不起学。”

　　“近几年来国内出现的助学贷款，也证明金融资本可以在教育领域大有作为。”刘道兴说。“目前全国2000万大学生中，有10%~15%特困生，25%困难生，加起来有几百万。我们把富人放在银行里的钱，拿出来借给穷人，让他们的孩子上学，毕业后参加工作，有了钱再还银行贷款。现在河南省每年有十几万大学生，通过助学贷款完成学业。金融资本既然可以用于助学，也可以用大量资金把学校普遍建设好。当然，这需要金融体制的重大改革。”

　　政府“举债兴教”

　　2004年，刘道兴主持完成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的人才战略与人力资源开发投资机制研究》。之后，又经过3年思考、完善，刘道兴认为自己的理论已经成熟了，完全可以操作。

　　这个课题的总思路是：要正确认识政府与教育、金融三者的关系，实行政府举债办教育。“一定要把教育放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中来看。”刘道兴说，“教育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第一位的经济产业——知识产业。过去，银行只能支持经济发展，现在教育还应由政府出资办，但不要困在每年有限的财政收入上，银行的钱和外汇储备，政府也可以借来花。”

　　刘道兴说他有三个理论依据：第一，金融存款和信贷本来就应该部分用于教育，只是受计划经济思维束缚，没这样做而已。

　　刘道兴说，老百姓到底为什么存款？央行每年都要搞两次关于储户储蓄倾向、动机的调查，每次名列第一的都是为孩子将来受教育做准备。如果有人存款为买房，银行就要把部分贷款投向房地产业以及钢材、水泥等企业，支持它们发展；有人要买车，银行就要把部分贷款投向汽车业及相关产业。以此类推，既然老百姓储蓄存款的15%~20%是为孩子上学做准备，银行就须建立相关的信贷机制，让部分金融资金进入教育领域。

　　“社会要想和谐发展，必须让宏观的信贷投资方向，与微观的储蓄倾向、动机相吻合。因此，金融资金投放教育天经地义。”刘道兴说。

　　第二，金融资金投入教育领域，也是能赚钱的，但表现形式不同于贷款给工商企业。“银行对工商企业贷款，要求三五年内要有回报，但投资助学，可能要到三四十年，甚至100年后才能看出效益，这个效益就是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国家财力的增长，以及综合国力的增长。”

　　刘道兴举例说：“去年全国GDP达到3.5万亿，不是因为国民素质突然提了这么高，而是从改革开放，恢复高招，人力资源解放，经过几十年发展才达到这样子的。何况，用国债建校园、盖大楼，只要质量好，完全可以用100年。所以，银行应该有全新思维，认识到这是一个投资大循环。”

　　第三，金融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教育红利”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进步，因此，中央政府应该成为向银行举债办教育的主体——中央政府要发行教育基本建设投资的专项国债。

　　“中国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又到了特殊发展阶段，遇到的教育问题是其他国家没遇到过的。它需要我们的金融理论、财政理论、国债理论、教育理论和宏观调控理论有大突破、大创新，否则人们是接受不了的。”

　　刘道兴认为自己负责的课题对教育理论的突破表现在：它明确了教育是国家基本的经济产业——人力资源开发产业，它比铁路、高速公路的建设更基础，更应该把钱用到这上面。

　　“它对金融理论也是一项重大突破。”刘道兴说，“中国的金融机制脱胎于计划经济，长期以来只投资工商业，只看贷款对象短期内能不能赚钱，本来也无可厚非，尤其在银行也成为企业之后。但是，问题是整个社会的积累都投向了工商业，没有形成向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的投资通道。而工商业却得到金融资本的过度支持，产能迅速过剩，形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我认为金融资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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