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可行性

　　河南财经学院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樊明却对记者说：“政府举债兴教”可作为国家财政投入的一个补充，但不应该是主要来源。

　　“不管国债还是税收，无非是一部分钱从老百姓口袋到了政府口袋里。国债与税收相比，稳定性差、发行成本高、利息也高，它只能作为临时性的办法，不适合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支出。而且国债一旦发行，政府就得支付利息。如果利息支出占相当比例，就会影响政府财政支出的自由度。”

　　“而且，中央政府‘举债兴教’，还会导致各省市(区)、各高校都去‘跑部要钱’。”樊明说，“我认为凡是涉及资源配置的事，政府能不做就不做，一是它可能带来政府分配财政资源的不公正，二是它往往是导致腐败的重要根源——既然你有寻租空间，肯定就会有人来攻。”

　　但刘道兴则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受落后的经济条件束缚，认为国债不能发行过多，国家财政不能出现赤字，这种观念该改改了！特别是现在，银行有十来万亿存款不知该怎么花，政府要敢于动用金融资本、外汇储备，为办教育背国债，这是大好事——花一两万亿元把全国的学校都建好了，功在千秋。”

　　刘道兴进一步解释说：“其实这只是个算账问题：你说是负债也好，说不是负债，它也不是负债——它把全国的金融资本都盘活了！政府要站在整个国家、民族的高度上来认识这件事，不要认为银行的钱只能由工商企业花，政府也有责任、有权利去花这笔钱。”

　　据媒体报道，中国于1998年开始，每年发行1000亿元以上的长期建设国债，到1994年累计达到9180亿元。但刘道兴认为，已经发行的国债主要用于修建铁路、公路、城市环保、三峡建设、退耕还林、西气东输等。他认为，教育基本建设才应该是国家基本建设的第一位。

　　事实上，已发行的相当一部分国债，是由中央转贷给地方使用的，由地方还本付息，用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作担保，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债”了。因此，有人建议允许地方省级以及较大的市人民政府有条件地发放地方债券，用于应由财政负担的公益性、资本性项目，并把这一建议写进《预算法》修订草稿中。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资本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剧锦文说，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即可用于改善当地的教育状况等。而且，完善的地方债券制度也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制度之一。

　　但樊明认为，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亦不是个好办法。“西方国家由地方政府举债确实很多，但每次举债都要经地方议会批准，接受新闻媒体监督，花钱的过程非常透明。中国地方政府举债一是缺乏约束条件，二是容易导致短期行为——地方政府领导为了出政绩，把很多钱都花掉了，反正他一走就不管了。美国的州长必须是本州居民，并由该州选民选举产生，他跟当地居民是一种长期合约关系，不可能干几天就调到另一个州当州长。中国正好相反：地方领导搞轮换制，最多只能干两届，并且经常随上级意见调来调去。而且中央政府还是相对能够约束自己的，地方政府更容易胡来。在这种情况下，发行地方债券会是一场灾难。”

　　樊明说，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政府加大投入，二是吸收民间资本。“我觉得，教育欠账多的问题，其实还是政府财政支出的导向问题——你对教育有多重视，不在于把它写到《政府工作报告》里，而是反映在政府财政的预算里。”

　　至于刘道兴提出的“教育投资主体缺位”的问题，樊明说：“教育投入的主体，应该由政府和民间共同组成。投资教育主要是政府责任，也应开放、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兴办教育，作为政府办教育的补充。另外，政府的财政支出只能办基础教育，不应该办高端教育。美国的中、小学不收学费，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孩子上私立学校？因为豪华学校都是私人办的，政府不可能办。这样，穷人和富人家的孩子各得其所，既做到了教育公平，又满足了不同人群对不同层次教育服务的需求。我们是正好颠倒过来了：政府办的学校很豪华，民间办的很多学校很烂，满足不了广大群众对教育服务的多样化需求。但我们总觉得教育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很紧密，担心民间资本、外资进入教育领域，会对意识形态带来不利影响……这也是个需要舆论长期、不断推动的过程。

　　谁来叫停高校“大跃进”

　　脱缰的高校

　　从1999年扩招并获准向金融机构贷款开始，高校似乎成了一匹没有束缚的野马，任意东西。

　　高校本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事业单位，但不少高校不仅校办企业红红火火，成为上市公司，更涉足证券业，把大笔资金投向股市。同时，高校人治化痕迹严重，很多高校校长的权力令人惊讶，他跟副校长一商量，就能作出上亿元的决定，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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