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同时又缺少外部的管制控制高校的投资风险，银行认为高校的债务有国家托底，教育部虽然一直高调否认教育产业化，但自然乐意看到教育大发展，最终导致银行和政府部门的约束对高校来说都是软约束。于是，当高校的钱随着扩招和学费攀升还有大笔银行贷款越来越多的时候，高校成了危险的股市玩家，高校的资金监管形同虚设。

　　高校并不是不能参与投资，高校可以拿一部分钱出来，作为基金参与，但是，绝不能行政参与市场运作。国外的高校也有相关经费的运作，但都很专业化，通常是以基金的形式运作，来自高校的基金在机构投资中也是很有分量的。但是，中国的高校并没有专业化的团队，并且决策也不透明。

　　校办企业可以经营，但财务一定要透明。我们现在对高校的关注集中在教育质量、师资上。从财务角度关注的很少。事实上，现在很多高校都通不过财务审计。高校和上市公司一样，都是需要内控的。

　　关于高校产业运作、高校资金进行证券化操作以及高校负债等问题开始进入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监控视线。教育部数次下发文件，强调高校“严禁继续从事股票投资和其他风险性债券投资业务”，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希望从制度层面解决监控不力的问题。

　　2006年11月15日，教育部召开紧急视频会议，主题就是“关于推进高校产业规范化建设工作”，要求高校对校办单位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开展一次清查，建立高校产业工作问责制。随后，针对高校清产核资、组建高校资产公司、全资企业改制、规范高校和高校企业的投资行为和经营活动等内容的高校自查行动已经展开。学校领导在企业兼职的问题亦在重点查处之列。

　　但是，这一系列运作虽然对高校有一定的威慑力，却没有触动高校脱缰的根本，治标不治本。在现有体制下，银行并不会真的为高校还不起贷款发愁，教育部也不会让学校破产倒闭，高校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校长的职权边界在哪里，都缺乏界定。目前，高校的制度和监管漏洞依然很多，现在的一些举措，不过是试图给野马套上绳索。

　　利益驱动

　　高校、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促成了高校的高速扩张，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高校负债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促成三方合谋的内在利益驱动力并没有消除。

　　高校在贷款大兴土木中尝到了甜头，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从1999年扩招开始，高校逐步走向了特殊利益集团，在一些高校，教师待遇翻番增长，招待费日益增长。高校不再是以前的学术圣地，俨然享有特权的企业。几年前已有报道称高校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一些大学的基建部门和教材部门更是成为新的“腐败增长点”。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四城市大学城的占地中，高尔夫、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和山体、绿地、水面及闲置地等就占42%。在很多不切实际的景观美化和走调的“附属产业”的背后，则是腐败的滋生。在高校大搞形象工程的运动中，图谋搭乘教育这个便车而牟取暴利的人不在少数。

　　公立大学由于其特殊的性质，不能从公开的资本市场上集资，也不能从私人那里募资或扩股，其资金来源，除创收与接受捐赠外，只能从政府财政或银行获得。如果当地政府财政拮据，那么，银行便是唯一的大笔资金来源。在现在高校的基建资金中，银行贷款高达90%。为了能继续贷到款，高校势必对银行进行公关。

　　以前，大学一直被看作一个财政性部门,纯粹依靠国家的投入。但是从把大学扩招作为刺激内需的重要经济手段的时候开始,就说明政府已经把高等教育彻头彻尾地看作一个产业了。虽然教育部称“从来未提过教育产业化”,但这并不妨碍中国的教育已经变成一项赤裸裸的盈利事业。

　　在扩招前一年的1998年，大学招生107万。1999年，扩招的头一年就多招了50万。到了2005年，规模扩大了四五倍。斯坦福大学校长说：“如果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增加一倍、学生人数也增加一倍，那么，我们这所大学要花20年才能达到原有的教学质量。”

　　中国高教只用了七八年时间，走完了国外大约20~30年的发展历程，毛升学率一下子从9%上升到21%。资料显示，国际上当毛升学率从10%上升到20%时，该国人均GNP则要从1000美元提升到3000美元水平。而我国目前人均GNP还不到1700美元。

　　早在2001年的时候，高教大扩招带来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教育质量下滑已经暴露，当年的“两会”上就有代表委员建议停止扩招。当时，高校还只是扩大了招生规模，校园扩建还没有兴起，如果那时能停止跃进的步伐，转而求教育质量，而不是开始大兴土木，那么中国的高校绝不会现在这样巨额的负债和低下的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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