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股难以摆脱的负担，1999年11月，当时的教育统筹局局长王永平便公开慨叹说，“政府平均要为每名大学生资助20万港元，相等于10名中学生的资助额，如果全数资助大学生，政府就会破产了！”

　　因此，1997年发生金融风暴后，香港特区政府有见库房出现高达数百亿港元的财政赤字，终于首次提出要在1998至2001年3年间减少对高等院校的一成教育拨款，由以往的约140亿经费减至127亿港元，要求大家开源节流以配合。

　　瘦身计划

　　在政府一声“减肥令”下，香港8所大学开始如梦初醒，打破过往铁饭碗的心态，纷纷急谋对策，准备节衣缩食。当中最多大学服用的一帖“减肥配方”就是取消沿用多年的中央拨款模式，而采取单行财政预算方法，以求达到善用和节省资源的效果。

　　所谓的单行财政预算方法，是指把理财权责下放予各部门，校方每年根据各部门的工作计划和财政预算给予一笔过的拨款，让部门自行调配资源，但必须有成效，从而加强部门的问责性。与之相反，采用中央拨款模式时，部门只需散件式向上申请拨款，不用承担开支多少所带来的财政压力。结果在推行新预算制度后，各大学的开支都锐减数亿港元，在节流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在开源方面，各大学却进展不大。虽然政府多番呼吁大学要自行开源，积极引入社会资源，包括鼓励私人机构资助大学经费，但在2000年，香港各大学的对外筹款成绩并不理想。7所大学的私人捐款只占整体收入的1%左右，未能给学校带来很多收入。

　　所以，在2001年，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在2001至2003年3个学年再削减4%大学整体拨款额，以迫使各院校进一步自力更生，加强大学与工商业界的科研合作，吸引校友及社会力量的捐款以及经营校办企业来赚取盈利，减少对政府财政资助的过分依赖。

　　2002年3月，教育统筹局委托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进行为期一年的《高等教育检讨报告》出炉。《报告书》中除了要求大学教职员薪酬与公务员脱钩，让院校管理层能灵活地以更优厚薪酬聘请国际知名学者来港任教，协助香港的大学建立国际一流学府的声誉外，另一重点就是要求各大学积极向工商界募捐。

　　《报告书》认为，“从策略角度突出少数院校为政府资助和私人捐助的重点对象，其明确目标是使这些院校有能力参与国际最高水平的竞争。”

　　与此同时，针对各大学对外筹款的积极性不高，2003年，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财政预算案中首次公布设立10亿基金，就大学自行筹得的私人捐款，政府将以“一比一”等额发放给大学。为了避免院校间出现恶性竞争，每家大学可获的上限限于1.5亿元，当中2000万元为最低款额，以鼓励8所大专院校自行筹募经费。

　　针对不少教育界人士批评，香港企业和市民捐款给大学不可以扣减很多税，减低了工商界捐款的诱因，港府还同时调高捐款的免税额，以吸引更多大企业及富豪向大学捐款。

　　被逼自立

　　在香港特区政府推出这种一手软一手硬的政策后，8所大学由有2003年开始都出尽法宝，师法欧美，利用筹款扩财源，减少依赖政府资助的力度。

　　当中，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及科技大学在当年均不约而同地首次开设对外事务总监一职，重金在外国聘请筹款高手来香港，专责为学校另辟财路。同样深受财赤困扰的浸会大学，则安排一名副校长专门负责筹款，向校友、校董会及社会人士寻求协助，学习类似美国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大学，单是筹款已解决了大部分的教育经费，不用向政府乞求。

　　由于中国人多数习惯捐款给与他们有关的人和故乡，在筹款方面，各大家都费尽了心思。以科技大学为例，就推出“科大心”留座计划，每名捐款的社会人士，将可以在学校的课室座位上刻下名字留念；香港大学则推出命名讲座教授计划，捐款人最少捐赠1000万港元，便可选择在讲座教授职称前可加上自己的姓名。有关计划为港大增加2亿元的进账。

　　香港8所大学为了博取社会名人注意，还不断“催促”讲师接受传媒访问，以增加大学的知名度。其中有一次是在2003年某日，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的医学院同一天举行记者会。为了争取见报率，晚半小时开记者会的中文大学竟然派出专车到香港大学会场楼下，待港大记者会结束后，便实时接载传媒赶返中大出席记者会。

　　在各大学这番连场恶斗之下，据香港教统局2006年3月公布的数字显示，8所大学于过去3年的筹款成绩相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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