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的是，恰恰在中国“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声里，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向中国的“教育出口”成长为一个兴旺发达的产业部门。

　　“产业化并非是空洞的口号和标签，笼统谈之，并不准确。”周洪宇也认为， “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相配合的教育体系，必须走市场化，但市场化并非就是产业化。现在总有人以为教育改革与市场经济不能平行，其实不然。对于一项改革举措，采取简单的迎合或抵制，都是不负责的态度。”

　　政府的腰包

　　周洪宇研究政府在教育中的职能作用，发端于2002年3月香港理工大学刘佩琼教授的一场讲座。当时他受指派赴港考察香港教育，其间逢刘演讲，主题是“政府为教育做什么”，听后感触良多。

　　香港归来，他就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就此课题深入乡村调研，所写报告得到温家宝总理的批示，并就此促成了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基础教育关乎高等教育，政府对高教事业的重视，同样要厘清自己的角色”。

　　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部门在微观运行上过多干预大学的自主性，行政管理大学的制度更应该为高校提供资金以及政策的扶持，比如如何完善高等教育的收费制度和与之相配套的奖学金、助学金、贷学金制度、各种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的教育捐助、转移支付、教育凭证、教育费减免等制度，使低收入家庭学生有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2006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万亿,财政收入实现3.7万亿,全年净增7000亿。“如今政府的腰包鼓了，更要多花些钱给教育方面。”周洪宇说。

　　为此，他已决定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将为一个4%的数据提出议案。

　　这个数据是在1992年国务院的一次常务会议上提出的，说的是我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应达到4%。在当年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全体会议上，经研究并通过。1993年2月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写入了这一目标。然而实际情况却一直在3%以下徘徊，到今天也没做到。

　　去年10月11日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把这个数字写入其中，并称到2010年“逐步”达到这个目标。

　　周洪宇准备提交的议案，核心内容就是把“逐步”改成“尽快”。他直言不讳，现在政府已经有能力办好教育，关键是看想不想做，做到什么份上。

　　数据表明：2001年中国教育经费只占GNP的2.6%，在全球120个国家中的排序位于第96位，是世界上对教育投资最少的国家之一。与大陆相比，台湾在经济起飞阶段，GDP的12%~22%都投入了教育；而美国虽然经济总量已经很大，却仍然长期保证教育经费占GNP的6%~7%。

　　另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按4%差额的测算,从1985年到2003年，政府欠教育的经费总计为10100亿元？

　　这个天文数字应验了海南省省委书记、省长卫留成说的一句心里话。至去年底，该省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实现全省乡村“最美的地方是校园，最好的建筑是学校”的目标。面对赞誉，卫留成发出肺腑之言：“我们欠老百姓的教育账还多着呢！”

　　教育资源公平享用

　　不论主观上情愿与否，很多人在谈论近十年的中国教育改革时，总会把汤敏的名字和“教育产业化之父”挂在一起。

　　现在，汤敏并无兴致辩解此说。

　　但作为经济学人，他对国内的教育发展，尤其是高校改革的关注依旧。他向记者谈及最近正在思考的“富人搭穷人便车”的现象。

　　他认为目前在教育、卫生等需要国家补贴的领域，富人正在跟穷人一样享受着资源的泽惠，这是不正常的。汤敏的设想，是通过政策扶贫，他认为“减少支出跟增收一样重要”。过去总是提如何增加贫困人口或者大多数人民的收入，在他看来，人的收入是没法平等和控制的，但是可以在支出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保证穷人能减少支出，比如贫困人口上学可以免费或者少交费，看病也可以少花钱，富人就得多花点钱。

　　汤敏尤其对国家补助高校学费实行“一刀切”的做法提出异议。目前我国平均每个大学生的人均成本为每年1.3万元，而目前高校人均学费为5000元。实际上国家财政直接或间接地每年给每个在校大学生提供了“一刀切”式的约8000元的助学补助。

　　“这样的补法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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