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说来，欠贷风险的解决路径，只是一揽子问题中的一个。若干亿的债务，只是财务报表上的一个数字，是现代社会选择以货币作为交易凭证和衡量一切劳动价值的中介之后，所有问题积累形成的最终货币表现。要消化它，也必须拎动那条资金链，追踪每一分每一角的来由和去处，以还原的方式带领公众进入事发现场。一切既定事实与既得利益，都不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斩断它们的自我复制之路。

　　　高校贷款热的冷思考

　　过去几年，在我国出现了高校贷款热，向银行贷款已经成为许多高校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一条途径。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高校贷款总额超过2000亿元，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贷款，“负债经营”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高校直接向银行大量贷款，在我国建国后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对于出现如此多的高校贷款，人们的认识不尽一致。高校中人对贷款表示出一种默认，认为是不得以为之的手段；高校的局外人，对如此大的贷款额度，表示出极大的担忧和不可理解。对高校贷款的一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这一问题，有必要予以澄清。

　　责不在市场化

　　有人认为，高校贷款是高等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结果。我并不认同，我认为这恰恰是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程度不高的产物。贷款额度之所以这么高，财政拨款不足是一个主要原因，同时也表明高校社会融资能力不强，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在历史的惯性下，高校习惯了依靠政府；当政府财政拨款开始下降时，只好依靠学费；当学费标准已经达到“天花板”的时候，高校又把手伸向了银行；当银行收缩银根，且开始扮演一个“逼债人”的时候，高校只能处于一种无奈的状态，希冀政府“再拉一把”。其自身的“造血功能”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另一方面，体制障碍也相当大地限制了高校建立社会融资的机制。

　　例如，在国外，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有基金会，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这些大学的基金会对高校运转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据耶鲁大学基金会2005年年报披露，过去10年间为校方提供的财政支持，从1.49亿美元猛增至5.67亿美元，年增长14%，对耶鲁大学的贡献从1995财政年度的15%增至2005年度的32%。而斯坦福大学的基金约占大学全部净资产的78%，是学校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基金大约支付了学校每年18%的支出。

　　美国大学基金会一般是非独立法人，多数隶属大学机构，一般由大学自己管理，大学会派出一个投资委员会负责基金投资决策。与华尔街上的其他基金不同，这些基金并不以盈利为最大的目标，而是满足校友和其他捐赠者一定目标的回报。例如通过基金投资，回报支援大学的学生奖学金、教授研究基金、兴建实验室和教学大楼等；资金来源除了向校友募捐和某些富豪的慷慨捐赠外，主要依靠在各个领域的投资收益来滚动积累。

　　股票市场的投资是大学基金会取得回报的重要方式之一。如耶鲁大学基金在股票市场的投资回报，在过去10年间高达12.7%；早在2005年，哈佛大学就曾持有过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国外上市的股票。在具体运作中，基金会并不自己买卖股票，而是把资金分配给投资公司、指数公司去运作。除关注股票市场投资外，其他领域如固定收益投资、房地产市场投资等也都是大学基金会投资的重点。由于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加之在各个领域的优良运作，很多大学基金总量都已十分庞大。例如，到2005年末，哈佛大学基金总量已达到259亿美元，在全美大学基金中排名第一；其次为耶鲁大学，152亿美元。

　　2006年4月，中国证监会批准了耶鲁大学基金会的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作为第一家获得中国大陆股市投资资格的国外大学基金会，其获得了5000万美元的投资额度。同年8月，证监会又批准了斯坦福大学基金会的QFII资格。可以预料，随着两家的进入，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大学基金到我国“寻租”。

　　值得高兴的是，我国的新东方在2006年9月7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融资1.125亿美元，高于融资9000万的预期。

　　与之相比，我国高校基金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首先，基金会数量很少。在国家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里，高校基金会只有5家；加上在地方民政局登记的基金会，也不过30家。对此，一名业内人士表示，这主要和基金会登记要求的门槛太高有关系。民政部对登记基金会的要求是20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地方民政局登记则要求200万元的注册资金。其次，在投资收益率方面，国内数据差强人意。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报告显示，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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