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6日，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在《在教育部2000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利用银行贷款加大校园改造和建设力度，使学校的教学设施、体育设施、基础设施有较大改善。”这是迄今为止可查的“利用银行贷款”加大校园改造和建设力度最早的一种说法。

　　教育部2001年7月印发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公共财政体制的教育拨款政策和成本分担机制，适当运用财政、金融、信贷手段发展教育事业，合理利用银行贷款，继续争取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可以说，这一系列相关文件——即教育政策，尤其是教育部印发《全国教育规划第十个五年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校贷款打开了政策的“缺口”。正是在这个时期，“校银结合”进入了“蜜月期”。

　　同时不应忽略的是，在高校贷款实践操作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各级政府的支持。一些地方政府以贴息作为“补偿”，无形中也“刺激”了高校贷款。无论如何，如果没有政府和银行的“鼎力相助”，高校是不可能贷款成功的。到了还贷高峰期，如果政府躲到了一旁，也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长期以来，人们一般认为公立高校属于公益性的非营利性机构，因此高校不应该贷款。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中，尽管个别国家对高校实施贷款，比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曾由政府出面向财政部贷款，然后由政府以项目或计划的名义转贷给高等教育机构。这种“贷款”是介于政府拨款与银行贷款之间的一种融资形式，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贷款。

　　但随后情况发生了较大转变。高校向商业银行贷款开始出现，并逐渐被人们所认可。比如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等教育市场化被认为是合理现象，高校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由政府提供担保。日本的国立大学为了事业发展，可以通过“举债的方式”筹集资金。

　　可见，高校贷款产生的背景大致有二：其一是规模扩张可能引发高校贷款；其二是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进程推动了高校贷款。这两种情形在西方国家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在我国，规模扩张与利用市场机制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是“同步进行”的，因此更加容易催生高校贷款。应该说，高校贷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既是对大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的一种考验，也是对大学理想和理念乃至制度的一种考验。

　　高校贷款不同于企业贷款。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是同样的贷款额度，在今天贷款，恐怕达不到过去几年所达到的建设成效。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几年的高校贷款，可能是一个较好时期。教育投入作为一种长期投资，其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显示出来。

　　实际上，在高校贷款的背后，还“掩盖”着一个更加深刻的与教育法律和政策相关的命题——高等教育的公益属性。假如一所公立高校贷款10亿，一年就要还约5000余万的利息，就意味着有5000万的“营利”。而事实上，按照公立大学的属性和财务要求，是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的，这是一个悖论：还不上贷款就可能引发财政危机，还得上贷款就表明有“营利”存在。对于这样两种后果，都不是人们应该和愿意看到的。然而，我们恰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偿还贷款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加严肃的命题。

　　解决高校贷款策略

　　我国高校贷款不断增加是否蕴含着潜在的高校财政危机？目前还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即有人认为是“危机”，也有人认为不必大惊小怪，“政府完全有能力埋单”。经济学家张曙光曾披露：“我国的财政支出政策问题其实相当严重，吃饭招待3700亿，公车出行3000亿。”

　　实际上，我国高校贷款走到今天，再回头去探讨是否应该贷款，已经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对于“既定事实”，关键是面对可能的风险采取何种策略。这就必须清楚：现在的贷款风险究竟到了何种程度？高校自身是否有能力化解这种风险？在政府埋单的情况下，一切风险自然迎刃而解；在政府不能全部买单的情况下，需要采用何种策略化解风险？

　　从目前来看，仅靠高校自身已经很难化解风险，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可能会引发越来越多的问题。我们可以有充足的理由叫政府“买单”，但它同时也“隐藏”着一个公平问题：即那些贷款少的高校和地区，会产生一种后悔的感觉。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按贷款比例，由高校和政府分摊埋单，似乎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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