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些得主是否确有资格得奖都有疑问。1918年的化学奖颁给了弗里茨-哈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了毒气，战争中死于毒气的人不计其数。哈伯自己在战后都感到罪孽深重，以至于怕被人认出来而蓄起了胡子，并到外国去避了一段时间的风头。

　　192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挪威人克努特-汉姆森后来沦为勾结纳粹的反动人物。他甚至堕落到把诺贝尔奖章也送给了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他在所附的一封信中对戈培尔说：“诺贝尔设立这个（文学）奖是为了表彰过去一段时间中最具理想主义的作品。部长先生，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像您那样，终年不息地怀着理想主义而不知疲倦地为欧洲，为人类写作。请原谅我把这枚奖章送给您。它对您来说不会有什么用处，但除此之外，我却是没有其它东西可送您的了。”可谓极尽阿谀奉迎之词，无耻之极。

　　1938年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珀尔-巴克(赛珍珠)的口碑一直不佳。就在她获奖的第二天，一位文学批评家就发牢骚道：“给这个女人发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有没有搞错？难道他们想把这个奖搞成普利策奖那样娇柔造作吗？她能获奖太让人吃惊了。”30年代是各种文学流派群雄割据的局面，但谁也不愿意把赛珍珠算在自己的流派内。多年来，赛珍珠的获奖一直被当作诺贝尔奖评委会判断失当的例子。

　　1949年医药奖的共同获奖人之一，葡萄牙人伊加斯-莫尼兹的贡献就是开创了脑叶切除手术。但行家认为，他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脑叶手术的小册子对手术效果的介绍含有夸大不实之词。他说手术不影响患者的智力和记忆，而事实上约有一半的患者术后有意识和行动障碍，如感情冷漠，行动迟缓，神经紧张，失去方向和时间感等。这些后遗症并不如莫尼兹所说那样“是短暂的”，而是长期甚至永久的。莫尼兹在1937年承认自己的“第一批手术患者中有二三人留下了某种程度的感情残障”。

　　1992年，危地马拉的里戈贝塔-曼楚因其10年前所著的回忆录《我是里戈贝塔-曼楚》而获诺贝尔和平奖。这本书描写了充满苦难的危地马拉内战，但后来发现其中很多内容都是臆造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后来避免把这本书与授奖联系在一起，以减少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