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复三十年

http://www.henanedu.com/       发布时间：2007-12-18 16:00:14       来源：综合  

      2007年6月7日，又是一年高考时。和往年有所不同的是，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的日子，因此，今年的高考，比往常显然更具特殊意义。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谈起高考，或激情澎湃，或惆怅悲情。但无论如何，高考早已成了人们心灵深处一处无法抹去的、刻骨铭心的记忆。高考30周年的历史纪念意义更是不容抹煞。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的来龙去脉
  
      中新社北京八月十一日电一九七七年冬天，中国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一九七八年，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点二万人。七七级学生七八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
用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刘金田的话来说，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意味着更深远意义的复苏和新生。

        一九七七年八月四日至八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八月六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在此之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刚刚将方案送出上报中央。这引起了与会者的反对，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并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邓小平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武汉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查全性是上述科教座谈会上首先在发言中提出恢复高考的人。他回忆“八月六日，我就讲到恢复高考这个事。恢复高考是我在这个会上首先提出来的。小平同志觉得应该恢复高考，但是他说今年大概来不及了。我记得很清楚，他提出了这么个问题之后，大家反映，虽然招生会议开过了，今年只要做还来得及。小平同志说，‘好，那就决定今年恢复高考。’”

       "尽管如此，还有一些人总是不能从旧框框中跳出来。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到九月二十五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上最大的障碍和阻力就是一九七一年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上通过的《纪要》，由于是毛主席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的，“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办法就成了金科玉律。其实，大部分与会代表都不支持《纪要》，但没人敢站出来打破这块坚冰。

       原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就此展开调查并将这些代表的意见写成内参报送中央。九月二十日，教育部传达了邓小平对内参的看法。他说，这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穆扬回忆，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成为重要分水岭。此后，招生工作会议的整个氛围为之一变。

      高考，你三十而立了吗

       2007年6月7日，又是一年高考时。和往年有所不同的是，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的日子，因此，今年的高考，比往常显然更具特殊意义。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谈起高考，或激情澎湃，或惆怅悲情。但无论如何，高考早已成了人们心灵深处一处无法抹去的、刻骨铭心的记忆。高考30周年的历史纪念意义更是不容抹煞。

 

       那么，30年的高考，其是否已然“而立”了呢？面对如今社会各界褒贬不一的评价，今后我们的高考又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30年，对于我们，意味着而立；30年，对于高考，同样应该如此。而立的我们，或事业有成，或正在成功的道路上奔波，或安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辛勤在耕耘；“而立”的高考，却如同莽撞少年，在成长的跑道上跌跌撞撞，争议颇多。

 

       自1977年高考恢复以来，作为我国选拔人才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也相对最为严肃、最为公正的考试，高考不仅为祖国输送了数以亿计的人才，而且她的公正性、严肃性，也早就为社会各界所公认。对于这一点，著名学者雷颐在《教育与社会》中就曾明确指出：高考制度最大的优点就是相对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数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统、背景、关系、金钱以及弹性的所谓表现作为录取标准。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近几年，人们对高考功过是非的评判也在逐渐增多，各种指责高考的声音也在逐渐响起。比如有人说高考无情地扼杀了他们曾经美好的大学梦，比如有人说高考是在以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人才的僵化取才模式，把许许多多的“潜力股”拒之于门外；有人甚至扬言应废除高考制度。

 

       当然，高考受到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高考不仅是全体考生的高考，也是整个国家的高考，整个民族的高考。她不仅承担着为国选才的重任，同样考量着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力。高考是公共管理的子系统，反映出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现代化的程度和水平。因此，高考管理者们所必须做的，是要让高考尽可能多地体现社会的意志，而不是少数部门、少数群体、少数个人的意志。

 

       近些年来，尽管高考形式三番五次地改革，命题方式也已从全国统一命题向分省命题过渡。

 

       然而，高考分数的不等值，高考模式的单一化依然未能改变，高考录取的地区性不平，读书无用论的再次抬头，大学生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日渐堪忧等等不利因素，都给“唯分数论”的高考敲响了警钟。同时，高考纵然可以衡量一个人的知识文化水平，却无法对考生进行全面综合的科学考评。于是，深化高考改革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课题。“而立”的高考并未而立，等待她的，还是行加冠礼。

 

      无疑，高考的积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高考的“一次性笔试”的局限性，高考中存在的分数线差异、高考移民、潜规则等现状却也在拷问着公平。如果把高考比作是一把刻度精确到毫米的1米长的尺子，我们可以用它来精确测量课桌的高度、步伐的跨度和板凳的宽度，却无法精确测量书本的厚度、声波的波长和楼房的高度。高考只是一种单一的工具，我们不能指望一把尺子来衡量所有事物的长短，这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理智的。一考定终身便是被不合理利用的最大特征，其次还包括诸如体育、音乐、美术、文学等一切特质均被纳入高考范畴，被高考“招安”，事实上，它们与高考原本是“志不同，不相与谋也”的陌路人，却被硬拼在一起强迫婚姻，没有缘分的婚姻，结出的当然是苦涩的果实。

 

       恢复高考30年后我们回过头来总结高考，其要义不在于回顾过去，颂扬成绩，而在于给高考重新定位，找准高考改革的位置和方向。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而立”的高考能够尽快地成熟起来。当再过30年之后如果我们再一次回头看高考，我们就会自豪地说：30年前，我们为高考找准了前进的道路，我们问心无愧，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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