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几年，人们的经济风险意识在迅速提升。诸如金融风险、外贸风险、资源风险、环境风险等等，都是可以在各种场合经常听到的话题。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们所讨论、所面对的所有经济风险中，财政风险都可称得上最后一道防线。换言之，在我们所讨论、所面对的所有的经济风险中，财政风险是最重要、最严峻的风险。只要财政上不发生风险，只要能守住财政风险这最后一道防线，来自其他别的方面的任何风险就不会真正酿成大的麻烦，或者即便发生了风险甚或很大的风险，也有可能最终得到控制。正因为这样，财政风险问题最值得我们关注。

对于财政风险问题的判断，通常使用两类指标：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

先来看财政赤字。在1994－2005年的12年中，中国的财政赤字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变化区间。从1994年－1997年，在“九五”计划基本消灭财政赤字的目标下，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财政赤字都处于递减状态。到1997年，财政赤字及其占GDP的比重数字分别为558.45亿元和0.7％。是1997年下半年来自东南亚的那一场金融危机，扭转了这一进程。从1998年起，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使得财政赤字迅速扩张起来。到2002年，财政赤字及其占GDP的比重数字分别达到了3096亿元和3.0％。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扩张期，财政赤字水平开始得到控制。2003年的财政赤字虽然维持在3198亿元的高台，但占GDP的比重下降到2.7％。到2005年，两个数字则进一步分别调减至3000亿元和2.0％。

再来看国债规模。在测度当前中国的国债余额时，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同其他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每年国债余额的增量，相当于当年财政赤字额与为地方政府代发的长期建设国债额之和，而不仅仅是当年的财政赤字额。这是因为，中国的现行预算法规定,各级地方财政不允许列赤字，也不允许以举债形式筹措收入。不过，从1998年以后,基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需要，采取了一种迂回的做法。这就是，在由中央财政每年增发的长期建设国债中，包括了一笔名义上转贷地方政府的份额。为地方财政代发的这笔国债，在现行统计口径中得不到反映。迄今为止，这笔长期建设国债的数额已达2530亿元。

其二，1998年，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曾发行了数额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由于它的期限很长——30年，也由于它的发行方法特殊——内部转账，也往往在统计国债余额时被人们忽略掉。

鉴于上述的两笔国债终归是中国政府的债务，在将上述两项因素计入其中之后，可以看到，在1994－2005年间，中国国债余额处于与年俱增状态，而且增速极快。1994年的时候，不过2832亿元，占GDP的6.1％。1997年为6074亿元，2002年升至23433亿元，到2005年，则达到32933亿元。与此相应，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数字，也先后爬升至8.2％、22.4％和22.33％。

盘点过去12年间有关财政风险问题两类指标已经出现的变化，并且展望“十一五”期间它们可能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判断？

在我们以往的概念中，除非用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否则财政赤字从来都被视作财政困难的产物。但是，过去12年间财政赤字的变化轨迹让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财政收入一直在持续高速增长。不少的年份，如2004年，都是赤字同超收并存，甚至超收远大于赤字。有时事情简单到只要动用部分超收，便可完全消灭赤字的地步。所以在今天的中国，财政赤字同财政困难之间的相关度已经被弱化了。此其一。

很长的一个时期，我们曾将欧盟国家“马约”规定的两个控制线——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和国债余额不超过GDP的60％——作为控制财政风险的两个参照系。但近年来，对欧盟国家经济制度的进一步考察让我们意识到，3％也好，60％也罢，都非欧盟国家历史经验明晰论证的结果，而是妥协的产物。而且即便在今天的欧盟，有些国家，也早已突破了这两个控制线，并正在提升这两个控制线的水平。如法国和德国，在2003年，两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均为4％。在2002年，两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为65.4％和62.5％。在发现所谓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或警戒线并不存在之后，我们又凭借什么去控制中国自身的财政风险？此其二。

无论财政赤字还是国债余额的水平，我们现在所能统计、所能谈论的，只不过是既有赤字和国债规模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大量的隐性赤字、隐性债务以及或有赤字、或有债务，尚处在模糊不清的状态。在家底不明的情况下，即便我们勉强把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控制在所谓的安全线和警戒性之内，安全线内也是不安全的，警戒线也是起不了警示作用的。其实，相对而言，不知道自己的敌人在哪里、不晓得自己的敌人有多强大，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所在。此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