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第四章“高等学校的组织和活动”，却有如下明文规定：“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高等学校根据教学需要，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高等学校根据自身条件，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逐一统计，总共有7项“自主”。

　　看来，法律早已确定了高等学校的自主办学地位。那么，为何高校至今也无法实现自主办学呢？

　　同样在《高等教育法》里，我们似乎可以找到原因。在这部法律中，没有常见的“法律责任”内容，仅仅在第八章“附则”中有这么一条：“对高等教育活动中违反教育法规定的，依照教育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什么情形下实施处罚？谁来处罚？处罚谁？很不清晰。

　　故而，当高等学校本该拥有的以上7项自主权，不断受到行政管理部门以各种形式的评估、评价、审批、通知、文件、规定、要求的干预时，却无处申诉(如果愿意申诉的话)。也就是说，对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没有法律救济机制。

　　当然，严格地说，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对现行法律的执行，具有监督责任和义务。所以，当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受到行政管理部门干预时，可以向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提出申诉，由人大调查、审查行政部门的行为，是否侵犯法律所明确的高校办学自主权，并问责行政部门。只不过，极少有学校会按照这样的路径，去争取自己的办学自主权。

　　依法治教，被认为是推动教育发展的基本方略。从依法治教角度说，我国有必要修改现行《高等教育法》，至少需要补充进“法律责任”内容，明确高等学校办学权利受到侵犯、干预时的法律救济机制。这与问责政府不履行对教育的投入责任，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蒋理(上海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