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的船队远比欧洲航海时拥有的船队强大，可中国并没有在东南亚地区建立起殖民统治或海上控制网，更没有在海上称霸、争霸，与欧洲航海的殖民扩张迥然不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说过：“千百年来，中国从来就没有向海外拓展领土的野心。历史上，中国虽三度强盛，但从来没有占领过东南亚。当年郑和来到马六甲，并不是要占领马六甲，而是来同马来西亚的苏丹建立良好关系。”美国历史学家马克·曼考认为“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是不包括侵略性使命的。”郑和航行目的不同于哥伦布，除了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与资本原始积累需要这一经济根源外，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造成航海目的、内容的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是反霸道崇王道的，中国格言中的“君子以厚德载物”“德不孤并友邻”“协和万邦”“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为贵”等，都是强调以德服人的对外安全战略思想。中华民族是和平、善良，重文轻武、安土重迁的。形成这种文化心理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根源在于中国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模式需要土地主人守护自己的一份土地：“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战略的防御性。

　　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从战国、秦汉到明朝历经建造、维修加固都是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骚扰中原而修建的。中国古代的城墙、也基本上是自卫的。有学者曾对中国古代的文学与欧美的文学作过对比研究发现，西方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都充满着对战争的讴歌，对武勇的赞美，中国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唐诗宋词比比皆是。鲁迅曾对中国的国民性有过这样一番描述：“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这里鲁迅更多的是对中国国民性软弱的批评。

　　中国传统文化重道德、重和谐的安邦兴国思想，在近代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中形成为民族主义自强救国思想。古代中国与亚洲邻国友好往来历史悠久；近代都有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压迫的共同境遇；这些国家都面临共同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因此，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是各国所企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