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要看到，这种面试方式也有它的局限性。由此说明“香港和内地高等教育有天壤之别”，甚至“比起香 港的大学来，内地即使是最好的大学，怕也是落后了一个时代”，就过于夸张了。

    如果我们细加审视，可以发现，香港大学的这套面试题目，几乎完全是为都市白领家庭的孩子设计的。诸如“你对丁克（DINK）家族的看法”，“学术自由是否重要，应该怎么实现？”，“你对人民币汇率升高的看法”，“香港电影为什么短期内会发展得如此繁荣？”，“为什么中国的电影不如好莱坞的？”，“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你认为现今对国际人才的要求是什么？”等等，那些生活压力比较大的城乡居民家庭出身的孩子，可能完全不关心，不了解，因而无从答起。

    即使有所关心，穷人孩子对问题的理解，也可能与出题者的本意南辕北辙。譬如“赌博在中国内地是否应该推行？”，香港出题者所称“赌博”，显然指的是博彩产业；但内地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孩子们，大半只会把“赌博”看成有些百姓平常爱玩的“带响儿”麻将，从而把这个问题理解为“警察是不是应该抓赌？”一类社会治安事务。譬如“你对婚前同居的看法是什么？”，如果一个农村孩子回答“都是因为计划生育抓得太紧了！”，面试考官听了肯定哭笑不得。再譬如“比尔·盖茨从哈佛退学创建了微软，你认为中途退学对个人的成功好不好？”农村孩子能理解的或许是，中途退学对减轻家庭负担、帮助父母挣钱养家好不好吧？至于“你对博客文化发展的看法是什么？”，则直接就把家中没有安装上网电脑的孩子们关在了门外。

    其实，面试这种形式本身——且不论面试的题目设计如何——就已经把绝大多数贫家子弟关在了门外，能够从家乡赶到京、沪、穗去参加面试的，恰好就是适用这套面试题目的学生。“一般来说，内地参加面试的都是家境比较好的学生。面试是需要一定的支出的：要交报名费，要准备路费、住宿费、吃饭的费用。如果父母陪孩子一同前往，还要增加一笔开支。对大城市的学生来说，这可能不是一笔太大的费用；可是对于偏远地区的学生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是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助理苏基朗教授的反省，“对于家境贫困的学生来说，本来就因为家庭的原因，机会要比家境富裕的学生少。如果增加面试，等于又减少了贫困学生的机会。这不公平。”该校因此从2005年起就取消了在内地的面试，改为参加高考统一招生，并且在各省间基本平均分配录取名额。（见本报2006年6月22日相关报道）

    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不同做法，实际上体现出了对高等教育使命感的不同侧重。是更重视其培养精英人才的功能，还是更重视其促进社会公平进步的功能？是把那些潜质很好但暂时答不上来这套面试题的学生招进大学，培养他们解答这些问题的能力，还是把解答这些问题的能力作为允许其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提？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是大学的自主权利。我们要记住的是：大学确实有两种，而不是仅仅一种方向可选择。

    所以，且慢鼓动内地名校都向港大学习。如果按照港大的模式招生，如今北大、清华校庆时端坐在主席台上的那些杰出校友，恐怕最低也要减少一半。而彻底没有了寒门学子的北大和清华，是当今的中国社会所不敢承受的。（刘健）